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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敏模型的论证分析——以《孟子》1·5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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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尔敏论证模型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论证分析方法,本文使用图尔敏论证模型对《孟子》1·5进行论证分析,试图发现图尔敏论证模型作用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时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在进行论证重构与评估之后,依据结构图可以得出图尔敏论证模型可以很容易发现《孟子》1·5的论证特点,但在对文本进行评估时标准存在一定问题。图尔敏论证模型在分析古代文本时能够适应古代文本中复杂多变的论证实践,在论证分析和评估中体现出批判性思维,并且能为中国古代论证提供非形式有效性。然而,该模型在分析古代文本时存在功能要素不匹配、资料与理由边界模糊、论证失真等问题,因此并非分析古代经典的最佳工具,未来需开发更适用的模型。

【关键词】:图尔敏论证模型;《孟子》;非形式逻辑

图尔敏模型是斯蒂芬·爱德斯顿·图尔敏(Stephen Edelston Toulmin)在依据法学类比而提出的一个由主张(claim)、资料(data)、正当理由(warrants)、支援(backing)、限定词(qualifier)和反驳(rebuttal)等6个功能要素构成的过程性模式,称为图尔敏论证模式①,又被称为图尔敏论证模型。图尔敏模型旨在解决形式逻辑所提倡的有效性推理无法完全涵盖自然语言下各种论证的分析评估问题。图尔敏认为论证的主要参与者是人,因而论证因论证者的参与具有某些主体性。对于论证实践的理性评估而言,论证者所处的语境、文化背景,语言差异等因素都会对论证的评估产生影响。图尔敏模型是一种研究语用层面的,可适用于日常自然语言论辩甚至古代经典文本解读的非形式逻辑研究方法。

孟子以“知言好辩”著称。有关《孟子》一书的逻辑研究多从两个方向入手,其一是传统逻辑史角度,如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张晓芒《先秦诸子论辩思想与方法》等;其二从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或广义逻辑视角,如甘筱青《孟子的公理化诠释》、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闫林琼《孟子话语的论证刻画研究》等。这些研究业已说明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对《孟子》文本进行研究是可行的。本文即尝试以图尔敏模型作为参照,对《孟子》1·5②中的文本进行论证重构与分析,并结合重构后的文本分析图尔敏模型作用于古代文本的优势与劣势。

《孟子》1·5的图尔敏论证模型

《孟子》1·5中的论辩双方是孟子与梁惠王。在开始重构其论证前,我们必须要先对其语境进行注解。1·5文本所涉及到的哲学议题是“王霸之辩”,这个议题在整个《孟子》篇章中的篇幅占比非常多,也是孟子区别于法家、墨家等同时期其他思想的核心思想之一。本文不讨论其哲学层面上的义理辨析,也不关注其在《孟子》中与其他文本进行交互所产生的思想研究,只关注于孤立文本的结构及母题下文本主题的确立。

《孟子》1·5中针对梁惠王请教何以扭转魏国屡次战败的失利局面,孟子直接点明施行仁政的国君是无敌于天下的③,即本章的主题“仁者无敌”。在图尔敏模型中,理由、主张、根据是图尔敏模型必须存在的功能要素,我们将“仁者无敌”作为论证的结论(主张),来看整个论证的结构。《孟子译注》中1·5被分成三段,除开第一段梁惠王的提问,并交代清楚问题的由来,孟子回答的内容被分为两段。去掉先前确认的“仁者无敌”的结论,即: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剩下的两段则是:

(1)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2)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1)与(2)互相支撑,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论证为什么行仁政就可以无敌。(1)的核心观点是: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2)的核心观点是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无敌。(1)作为(2)的限定,将“施仁政”作为限定条件。将(1)和(2)简化重构就是:“施仁政”的君主征伐不“施仁政”的君主是无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1)中其实还漏掉了一个要素,即“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涉及到文本的语境问题,因为文本一开始是梁惠王以魏国国君的身份在发问,也就是说文本中所涉及到的“王”并不是一个宽泛的国君的概念集合,而是指代特殊的“梁惠王”,所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论证的缩略,即: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晋国超过百里,所以可以王④。而“地方百里而王”在整个文本中所占的要素则作为数据来支撑(1)和(2)中:“施仁政”的君主征伐不“施仁政”的君主是无敌的。

将上述论证以图尔敏模型为蓝本制成结构图,则有图1如下结构。

论证结构上孟子的论证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主题词“仁政”在每个功能要素上都有所体现,超高的出现频率使得论证的内容十分紧凑切题,这也符合孟子对于“王霸之辩”这个哲学议题的一贯风格。同时,与一般自然语言论证以说服听众接受主张或取得最小分歧不同,《孟子》1·5中论证并不以说服梁惠王接受“仁者无敌”为其实践目的,而是以说服梁惠王“施行仁政”为目的。在对自然语言论证进行评估时,非形式逻辑通常采用以下三个标准评估论证的好与坏:逻辑标准、修辞标准和论辩标准。这三个标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自然语言论证评价的三种方法(“亚氏论证评价三重奏⑤”)逻辑标准以可靠性作评价、修辞标准以可接受性作评价、论辩标准以分歧消除作评价。于是产生了下表所列的论证评价可能出现的情形。

⑥

对于《孟子》1·5的论证评价,上述情形似乎都无法准确概括。按照可靠性标准来说,《孟子》1·5的论证包含了预设的前提:“施仁政”的君主征伐不“施仁政”的君主是无敌的。这一预设无法从《孟子》1·5独立的文本语境中推导出来。或许文本交互可以补全这一预设的有效性,如联系《孟子》3·5中仁义之君的相关论述⑦。但以《孟子》1·5孤立文本来说,这一预设是无根据的。所以在此评价下,《孟子》1·5的论证是不可靠的。根据史实来讲,梁惠王显然没有被孟子说服,所以在修辞标准上《孟子》1·5是听众不接受的。论辩标准上,通过理性方式让目标听众接受是意见分歧得以消除的充分必要条件⑧,所以意见分歧也未消除。以这三种评价标准去评价《孟子》1·5的论证,只能得出此段论证失败的结论。但这与孟子“知言好辩”相冲突,且很显然在修辞方面,《孟子》1·5的修辞对后来听众(读者)的说服力要强大的多。这可能与《孟子》论证目的与主张不一致所致,又或者论证效果受到听众身份这一要素的影响,总而言之,“亚氏论证评价三重奏”对《孟子》1·5文本进行的评估似乎不那么贴切。

图尔敏模型分析《孟子》1·5的优势与劣势

使用图尔敏论证模型分析《孟子》1·5的论证结构,在构建出论证结构图并初步评估论证之后,研究将着眼于评价这一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孟子》1·5及此类经典文本。

(一)优势

1.论证实践的适应性。图尔敏论证模式提供了在展示修辞论证的剖析和检验的过程中比传统逻辑方法更有用的一个结构模式⑨。经典文本大部分内容属于自然语言论证,相比于三段论等形式逻辑方法对于结构上的严格要求,图尔敏论证模型对于正当理由(前提)和主张(结论)之间的有效性并没有特别强调。这种过程性模式带来的弱形式有效性在自然语言论证为主导的实际论证实践中十分灵活。对于古代文本来说,图尔敏论证模型比传统形式逻辑方法更能适应古代文本中复杂多变的论证实践,尽可能还原经典文本中的逻辑链条。

2.批判性思维。图尔敏论证模型相较于三段论而言,结构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加入了反驳与限定词两个功能要素。这两种功能要素在论证分析中比三段论更能体现论证中的批判性思维。经典文本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以论述的形式进行,而是以立论双方论辩的形式开展。这种模式下相较于论证中的逻辑标准,强调论证是否有效而言,更看重论证的论辩标准,即论辩双方能否达成最小分歧或听众能否被说服。所以在论证分析和评估中批判性思维的体现就尤为重要,图尔敏模型在这一方面比三段论更具有优势。

3.非形式有效性。在重构论证时,我们补充的前提实际上是为从前提得出的结论提供正当理由。正当理由不是逻辑原则,而是实质性原则。一个正当理由可以以明确的形式,阐明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依据是有效的。当不明确陈述这个正当理由时,尽管在形式上是无效的,但该论证可以是非形式有效的⑩。《孟子》1·5的论证包含了预设的前提:“施仁政”的君主征伐不“施仁政”的君主是无敌的。这一预设无法从独立的文本语境中推导出来,满足了正当理由没有被明确陈述,但被非形式内容(文本交互语境)所提供的条件。所以《孟子》1·5的论证在形式上是无效而在非形式上是有效的。这种依据实质性原则进行的判断可以很好的拓展论证评估的多样性,将一些棘手的古代文献的论证分析工作重新纳入到逻辑研究中。

(二)劣势

1.功能要素不匹配。图尔敏论证模型中,支援、限定词和反驳在结构中属于补充性要素。但在很多情况下,补充要素在论证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在《孟子》1·5的图尔敏论证模型中,只体现了主张、资料、正当理由三个功能要素,和限定词一个功能要素。支援和反驳两个补充要素在文本分析中并没有体现,因而并没有将图尔敏论证模型的全部优势发挥出来。研究者也很难将《孟子》1·5的论证内容与资料、正当理由等功能要素直接对应起来,其内容更像是直接从理由到主张的直接过度。资料的要素在论证中体现的十分不明显,且大部分应属于资料的内容都来源于语境对论证的补充。

2.资料与正当理由模糊不清。在文本分析中,图尔敏论证模型也出现了资料和正当理由模糊不清的问题。范·爱莫伦等人早已对此提出过批评⑪。以《孟子》1·5为例,研究者很难依据图尔敏论证模型分析出在《孟子》1·5中除了梁惠王的提问和最后“仁者无敌”段落的主张部分,其他内容中哪一部分属于资料,哪一部分属于正当理由。二者的边界不清晰且在文本中杂糅在一起。

3.论证失真。在使用图尔敏论证模型重构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内容时,研究者通常会利用语境、事实信息、语言特点等因素,补充论证的某些功能要素或对要素中的某些内容作出必要的解释。但这种操作会对原本论证内容造成一定程度的失真。某些补充进入的语境、文化背景、事实信息等因素实际上只是在论证结构中存在有这种可能性,而并不完全具有实际存在的可能。研究者的个体差异,如文化背景,语言差异等因素会极大地影响重构论证后的失真度。在利用图尔敏论证模型重构《孟子》1·5论证结构时,利用事实信息去扩展了“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将此信息扩展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晋国超过百里,所以可以王”。但晋国具体面积大小在历史中并没有确切记载,所以为补充的信息实际上只是一种可能性推断而并不是事实信息。同时,“晋国”就是“魏国”的解释来源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与论证发生的先秦时期有着一千多年的时间差,虽然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与经学传统十分完备,可以大致确定朱熹的推论错误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存在出现错误的可能。甚至也许原文论证根本没有考虑到语境、文化背景、事实信息等因素对论证产生的影响,本质上是一个无效论证,从而导致一个“坏”的论证被补完成了一个“好”的论证。

综上所述,使用图尔敏论证模型对中国古代经典文本进行分析时,具有着其他逻辑方法所不具有的优势,但同样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这表明图尔敏论证模型可以适用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论证分析,但这一方法并不是分析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最优选,在后续论证模型的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更适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模型或方法。

①杨宁芳.图尔敏论证逻辑的意义及反思[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25-28.

②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第2版)为据,下同;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注明。

③闫林琼.孟子话语的论证刻画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④《四书章句集注》言:“魏本晋大夫魏斯,与韩氏赵氏共分晋地,号曰三晋。故惠王犹自谓晋国。”这里的晋国指代的就是魏国。

⑤熊明辉.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2):22-25+41.

⑥熊明辉.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2):22-25+41.

⑦闫林琼.孟子话语的论证刻画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⑧熊明辉.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2):22-25+41.

⑨杨宁芳.图尔敏论证逻辑的意义及反思[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25-28.

⑩杨宁芳.图尔敏论证逻辑的意义及反思[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25-28.

⑪Eemeren F H,van Grootendorst R,Kruiger T.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M].New York:Irvington,1984.(作者/

中山大学 哲学系,郑杨志鹏 广东 广州,5102750)

审核:李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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